书买便宜

闹市的书店往往不如僻静处的书店好，尤其是僻静处的旧书店。店面冷落如寺，店主冷淡如僧，中午的阳光照到屋内，可以看见无数的微尘飞舞，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感觉：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旧书店。当然，店里的人要少，书却要多，禁得住你一整天的翻看，结帐出门时已经是斜阳依依或者路灯初上了。在东京的神保町与坎布利奇的哈佛广场我都遇到过这样的书店，至今回忆起来心有暖意，虽然它们占去我有限的出国时间和更为有限的外汇。哈佛广场一家小店的老板还是个相当保守的人，我问他有没有“文化研究”方面的书，他语带愤懑地回答说没有，“我不相信什么‘文化研究’！我这里只有哲学、历史和文学。”看来他对新学科很有看法，这当然不太好，但总比赶时髦的店主要好得多。他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书确实丰富，我在他那里盘桓了好几天。我也知道在国外应该多同人接触而不是书，应该逛逛大街小巷同三教九流攀谈以了解真正的生活，但是没有办法，心心念念想逛书店，不逛完书店没有心思逛别处，逛完了书店却没有时间逛别处了。

北京的旧书店在我看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好就好在书价便宜。一本对你的专业很有用或者与你的兴趣很切合的书竟有可能用一元人民币买下来，想想都令人神往。中国书店报刊与外文图书服务部原来在六里桥居民区的地下室里，幽暗的灯光下我找到一册1965年《时代周刊》的合订本。在那里主政的一位胖乎乎的满口京腔的老先生见状大喜，从书架后又搬出十来册60年代该刊的合订本要推销给我，口里反复念叨：“这都是地道东西，又好又贱，又好又贱。”因我对美国60年代的社会运动有关注，对这些书也就照单全收了。它们的价钱确实也低廉。书价低卖书的人就显得很亲了，老先生口中“地道东西、又好又贱”的生意经反使我感到一种久违了的人情味，无端地想起小时候在村街边买串乡货郎的糖豆，五分钱买两大把，放在嘴里嚼而有声，又实惠又满足，因实惠而满足。有的书店我就觉得没有缘分，像三联书店，书确实是好，但定价实在是高，翻其书觉得有思想的亲近，一看书价就伤了感情。而且三联楼下的图书中心拒不给客人打折，使我过其门而不愿入内。

因为中国书店期刊与外文图书服务部有惠客之德，我就成为它的常客。它后来搬了家，但它走到哪儿我追到哪儿。前年我在那里撞上了运气，见有一大批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学著作，长长的一溜摆在加设的书架上。翻翻扉页见书上都盖着同一个人的印，叫H·Y·Tien。后来又在一本书中翻出一张此公的名片，才知他是田纳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华裔是肯定的，看他所藏书籍的年代也该是个老教授了吧。但他的书怎么会弄到这儿来卖呢？如果是他捐给了国内的学术机构，就不该流落至此。难道他在国内还有一个背弃祖德的不肖子孙，把这些书运回来处理掉了？也不像，因为运费之大与变卖这些旧书获利之微不成比例，越是不肖子孙越不会做这样的蚀本生意。问当值的店员，他也不甚了了，语焉不详。不管来历如何，这批书的价钱是很可人的，只在五元到十五元之间。有趣的是这之间价钱的高低不是按厚薄分，也不是按新旧、精装非精装分，更不是按书的好坏、经典与非经典分，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门道，最后只能承认纯粹是店主胡分。我当即挑走两大捆，提起来很宽的塑料绳都坠细了。第二天睡不着觉仍想这批书，遂再次赶去将所剩悉数买走。后来到这店里翻检还会零星遇上散落在各个书架的Tien氏藏书，都照例买去，因为买这批书已经买出了情分。

去年这家书店进了一批老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宗教类著作，是经由一个叫“燕京神学院图书馆”的机构（有印为证）将其弃卖于市场的。这些书确实价格不菲，动辄四五十元。但考虑到它们多是二十世纪初的出版物，还有不少出版于一八九几年，这价格不算宰人。尽管如此，在我付帐的时候，店经理（已不再是胖乎乎的老先生了）还是踱到我的跟前，语带歉意地解释说您别嫌贵，因为这批书进价格外高。一时间我很感动。